试论述唐律中“举重以明轻”与“举轻以明重”的司法审判原则，并且举例说明。

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找关键信息。1.举重以明轻：对于应当被允许的行为，举一个情节比其严重而被允许的规定，以说明其应当被允许；2.举轻以明重：对于某一应当被禁止的行为，举一个情节比其轻为而被禁止的规定，以说明其应当被禁止。第三步，辨析选项。A项：“公园攀折树枝”属于“某一应当被禁止的行为”，“法律规定禁止在公园采摘树叶”属于情节比其轻的规定，符合“举轻以明重”，判断正确，当选；B项：“打伤夜无故入人家者”属于“某一应当被允许的行为”，“唐律规定主人打死夜无故入人家者无罪”属于情节比其重的规定，属于“举重以明轻”，而非“举轻以明重”，判断错误，排除；C项：“携带大型动物的行为”属于“某一应当被禁止的行为”，“法律规定禁止携带小型动物”属于情节比其轻的规定，属于“举轻以明重”，而非“举重以明轻”，判断错误，排除；D项：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可以直接推出“15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即法律有明确规定某一事项，不涉及“法律当然解释”，判断错误，排除。因此，选择A选项。

唐朝的类推原则即为“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又称为“轻重相举”。“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是明朝的刑法适用原则；断罪具引律令格式是唐朝司法官审判案件的要求；唐朝把自首称为“自如”。

(1)材料反映的是唐朝的类推原则，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

【精解】明朝的刑法适用原则有二：“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从重从新”(法律溯及既往)，故选A项和B项。“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是唐朝的刑法适用原则，而“轻罪重刑”属于战国时期的刑法适用原则。

【精解】A项属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B项没有此说法，不过秦朝有“重其轻罪”，但没有“轻其重罪”。D项错在：汉唐以来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原则，但明代改为“从重从新”，表明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

根据唐律，类推只能在“断罪无正条”时进行，故A项错误。根据唐律，被类推定罪的行为，处罚应同于同类案件，故B、C项错误。故本题应选D项。

(1)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类推原则，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
(2)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凡应减轻处刑的，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则应列举轻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重处断。具体而言：一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的办法，即应免除刑事责任的，则举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却没有被判罪的行为作为例证。二是应“入罪”的，采用“举轻明重”的办法，即应定罪的，则举出一个明显轻微而被定罪的行为作为例证。
(3)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向：既予以认可，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用；又予以规范和限制，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

唐朝的类推原则即为“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又称为“轻重相举”。

(2)其含义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详解】A句是对共犯的规定。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其中“造意为首，余并为从”，指提议的主谋者是首犯，其他参加者为从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区分首从的标准有所不同，如若家长与家人共犯，或监临主守参与共同犯罪，则无论家长或监临主守是否为“造意”者，均以首犯论处，表明了立法者加重家长和监临主守责任的意图。对于共犯的处刑原则是，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一等处罚。这一规定有利于区别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重点打击首犯。但对于某些严重的犯罪，如谋反、谋大逆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B句是对“大不敬”罪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引礼入法。C句是有关类推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当处理某一案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唐律规定可以适用类推原则，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适用类推的具体办法是：对那些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可举出重罪条款以比较轻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以减轻，这就是所谓“举重以明轻”；对那些应当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可以举出轻罪条款以比较重罪，使犯罪人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所谓“举轻以明重”。这一规定使得封建法网更加严密，适用法律更加灵活，不论对某一行为法律是否明文规定为犯罪，只要被认为是“不应得为而为之”，均可通过类推予以制裁。但是这与现代刑法所遵从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差距。
以上几句话反映的唐律的基本特点是：
（1）“礼法合一”。唐代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封建统治。（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代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特别是在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曾将773万余字的汉律令缩减为126 300字，至此，立法发生了重要变革。北齐律在此基础上定为12篇949条，内容进一步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
（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如凡加刑，依次递加一等；凡减刑，依次递减一等。但加刑时，一般不加死刑，个别加至死刑的，则处绞而不处斩。减刑时，“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即斩减一等，不是处绞刑而是流刑三千里；流三千里减一等不是处流刑二千五百里，而处徒三年。由此可见唐律用刑持平的特点。
（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力所不至，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总之，唐律以其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称道。
由此可见，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