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桑弘羊的货币与价格观念是什么？

桑弘羊否定农业是创造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提出商业致富论。他说：“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桑弘羊不仅否定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本源的观点，而且否定劳动可以致富。他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为商业辩护，还从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工去说明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桑弘羊对于对外贸易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提倡外贸。他认为通过对外贸易可以换取更多商品进口，使得“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他虽然指出“富国何必用本农”，但仍承认农业是“本”，并不否定农业生产，其重商的目的是“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价格方面，《管子》主张掌握货币与谷物以平衡万物之价格，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之完全稳定。“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摆动的均衡运动，绝对稳定之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不能使其常固。价格高下不贰于万物不利即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得不到发挥不利生产的发展。利用价格的一高一下调节民众的经济活动。对国际价格的运用，管子有另一套办法，运用价格政策以保持本国主要财物不使外流的办法。为吸取天下财物，管子主张提高本国所缺乏物品的价格以招致外货的输入。
贸易方面，一方面鼓励贸易，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将农工商三者并列；一方面又限制兼并，限制贸易所得，使其不太过分超过农业收入，为此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富商借货等方式。管子将商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乘民之不给时攫取暴利的游商蓄贾，一是以营正常贸易的诚贾。《管子》对国际贸易特别鼓励，和儒家一样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五辅篇》），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关是“外财之门户”，故要能“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篇》）对外国商人有特殊优待。有关市场问题，管子认为市所以济民乏，应普遍设立。另外，“市者可以知治乱”，“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从市场可了解商品生产的多寡，但市场本身不能生产商品。）市为财利聚积之所，“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问篇》）市场可以刺激生产，“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

他认为兼并之产生，一方面是人的智愚不齐，另一方面是山泽之利不禁，平准之法未立，他主张国家经营盐铁及设立平准，其目的之一也是“抑制兼并”，“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桑弘羊片面继承《管子》的消费观，认为不修房屋则木材不能发挥作用，不丰富饮食即无人猎禽兽，不用绣花的祭服则女工不能施其技巧。《管子》主张在社会再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受到影响时增加消费以刺激生产的办法，而桑弘羊将其无限扩大，并用来反对崇俭的消费观。他认为如果人人崇俭，天下财物不能广为流通，即失去以多济少，以有易无的交换作用。故他强调兴末利可以起本。

主张抑商，商鞅抑商的目的是劝农，并非根本否定商业的作用。在货币方面，他认为黄金与粟是相互排斥的，轻视货币。国家的主要财富是粟，让黄金流入而使粟流出国外，则国内无粟，即有黄金亦无所用之，所以是金粟两死。

他肯定山林川泽为国家所有，故应该加以控制，不能自由开放，他认为山泽之利必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自由开放，事实上归豪强所专有，如此，小则兼并百姓，大则危害国家。故必须由国家加以控制。

桑弘羊认为货币是财富，也认识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交币通施”，他坚持并贯彻了货币铸造权的集中，认为统一币制是稳定货币价值的唯一手段。对于价格，他认为以其作为平衡轻重关系的工具，由国家加以管理运用。运用价格政策，力求达到：
一是调节物质的聚散；
二是作到一定的物品有一定的价格，使“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反对贵贱无常的市场价格。

（一）以白银为基础的三本位制
白银只作巨额支付之用，也担负了稳定铜钱或纸币兑换购买力的功能，将铜钱或纸币兑换比率“钉住”在白银之上。
（二）利息
反对国家从事货币贷放业务并谴责这种作法是不义的行为。相反，私人从事货币贷放却是正义而合理的，政府应该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