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恩格斯指出：“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想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一）主权不可分论与法国权力机关的设计、运作卢梭认为，主权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所决定的。“由于主权是不可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基于此，他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论，认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了。”“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外，无法被接受。”
一是抛弃英美的两院制，实行一元制。在法国应建立一院制的议会还是两院制的议会？当时代表王政派的议员们主张实行美国式的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的英国两院制；革命派主张建立一院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他们坚持认为，立法权应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来行使，一院制符合主权在民原则，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而公意只能有一个，代议机关又是代表公意的，因此议会应取一院制，两院制违反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
二是反对分权，导致“立法中心主义”。1793年5月10日，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宪法》的演说中，谈到分权原则时说：“权力均衡，在当时的风气似乎要求我们这样对各邻国表示尊敬的时候，在我们过分的自卑感使我们赞美外国一切稍微有点像自由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醉心于这种制度。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察觉，这种均衡只可能是幻想或灾难，它会使政府毫无作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使相互竞争的各种权力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我们同这种平衡暴君权力的安排有什么相干呢？需要彻底铲除暴政；人民不应该在领主间的争论中寻找喘息的机会，人民权利的保障应当是自己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坚持人民主权，摈弃三权分立，庄严地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让与的。”
（二）主权不可代表论与直接民主制的建立卢梭明确指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可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
（三）革命权论与起义权的宪法确认卢梭十分重视人民对暴君的革命权，强调这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他认为，人民设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人权”，当君主腐败而用个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夺国家主权侵害人民的生存要素（财产、自由和生命）而出现暴君时，政府完全违背了人民的目的，人民为维护社会契约、主权和其他权利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在卢梭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自此以后民众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卢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学说，权威与民主是统一的。主权实质上由公意构成，主权权力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主权是不可转移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人民必须直接行使主权。在提出人民主权思想的基础上，卢梭主张法律是国家的唯一动力，立法的原则是法的意志的普遍性与法的对象的普遍性，立法者只能是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法律的目的在于人民全体最大的幸福，即自由和平等，法划分为四种：政执法、民法、刑法和风尚、习俗和舆论。
政府只是臣民与主权者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体，负责执行法律，政府不是由契约建立的，只是主权的执行者，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只有选举的贵族制最适于运用主权者委托的行政权。
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为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然而，在近代大国中实现人民直接主权的原则存在很大困难，他一方面宣称社会契约的条款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另一方面又用小国来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他还借助地理环境论提出“自由并不是任何气候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都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