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不平则鸣”说、韩愈的“发愤著书”说等。()此题为判断题(对,错)。

题目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不平则鸣”说、韩愈的“发愤著书”说等。()

此题为判断题(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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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题:

    韩愈继承了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之论,又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提出了“()”论。
    气盛言宜;不平则鸣

  • 第2题:

    试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1)此说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
    (2)在阶级社会中,进步人士由于遭受剥削阶级的迫害而加深了以阶级社会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本质的认识,激起对进步理想和真善美的追求,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有质的飞跃,并获得创作的动力,最终写出优秀的作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正揭示了这一普遍的规律,其中既有对前人著述经验的总结,也有自己深切体会与认识。他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还遭流放,故《离骚》,“盖自怨生也”,亦与此相通。由于宫刑之辱,其后所完成的《史记》在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虚伪,歌颂下层人民的淳朴善良,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代史书望尘莫及。
    (3)“发愤著书”说实质是强调作家对社会现实须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为文应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敢于揭露和批判现实;而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对它的的继承和发展。
    (4)他对孔子作《春秋》的“寓义于事”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史记》历来被誉为“实录”之作,但并非没有思想倾向。他指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并非就事论事,而应从进步的思想出发作评价,褒贬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人受到教育。司马迁推崇孔子的《春秋》,但并不囿于儒家的成见。历来效忠封建王朝的学者说他:是非谬于圣人,还说《史记》是谤书,这正说明他能够从史实材料出发独立思考,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的结合,这一点与他重视文学的讽谏传统是一致的。他把《诗》、《骚》的讽谏传统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当时正值辞赋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风盛行,因些他突出文学讽谏传统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5)司马迁在序中记述了他自己出身史官世家,祖先世代为周室太史,其你学问渊博,文化修养深厚,他自幼受其教诲,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根基。青年的游历和国家图书馆大量的阅读,为写作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和浓厚的生活体验,他立志实现其父遗愿,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进一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史记》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与志向,对我们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文学创作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都有启迪意义。司马迁的切身体验,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并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第3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及价值。 “发愤著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
    其一,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作家“愤”而著书,创作动力在于内心的“愤”情。这种动力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因为“愤”常常是由于作家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的,这种感情十分强烈
    其二,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因为精神意志脆弱者,信念理想卑微者,道德人格低下者,只会逆来顺受,在逆境中消沉,精神世界永远迸发不出任何灿烂的思想火花,永远不会产生“愤”情。
    其三,“发愤著书”说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说、“中和”之美说等完全不同的美学品格。作家“发愤著书”,包含着对进步社会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对反动势力的极度愤恨,“发愤”之作与“温柔敦厚”、 “谲谏” “中和”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读者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

  • 第4题:

    试比较韩愈不平则鸣说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异同。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

  • 第5题:

    简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和影响。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