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领导一个全国性的特务机构,其系统有()。A、二十四衙门B、锦衣卫C、东厂D、西厂E、敬事房

即明代的宦官专权、祸国殃民之史事。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主要表现在：①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势焰在内阁之上；②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③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④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⑤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明代宦官之祸迭起，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卷364《魏忠贤传》），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洪武年间，太祖鉴于汉、唐末期政败宦官的历史教训，在宫内铸铁牌禁止内臣干政。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以为家奴可靠，称帝后给宦官委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军政大权，开启宦官干政之端。英宗正统之前，皇帝皆亲自视政，宦官有所顾忌，不敢擅权。
正统以后，皇帝多昏聩无能，宦官便趁机弄权，明代宦官有所谓的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历来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应由皇帝在大臣的奏章上用朱笔批写的最后裁定意见，渐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批，称为“批红”。于是，秉笔太监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有时甚至利用职权之便擅自改动内阁的票拟。如正统时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就曾矫旨引荐同党，陷害政敌。
正统十四年（1449）夏，英宗命在大理寺筑坛，让太监和刑部、都察院共同审理狱囚。宦官从此又插手司法。英宗复辟后开了宦官总令京军之例。正德初，刘谨等八人以旧侍得宠于武宗，时称“八虎”。其中以刘谨尤为狡狠，势焰熏天。宦官在政治上弄权的同时，还凭借政治权势大肆掠夺和勒索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