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因及意义

（1)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近代教育的兴办和发展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国兴办近代教育都开始于19世 纪中叶，它既是两国近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和制约两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状况。 (2)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从1868年明治 维新开始，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基本 完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868年到1884年，是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一度占据优势而又衰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 1885年到1894年，是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确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895年到1912年, 是国家主义教育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加强的时期。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一是确立教育改 革的基本方针。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 府颁布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其中，提出了 “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要求，明确地表明了明治政 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二是颁布教育改革法令。1872年8月，在参考欧美教育制 度和对日本原来的教育制度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文部省颁布了仿效法国教育制度制定的 《学制令》。三是积极发展师范教育。四是到先进的欧美国家学习考察。五是重视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六是严格而积极地选派留学生。七是从欧美国家聘请教师。 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为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为 曰本经济的飞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基础。然而，在“富国强兵"和“大振皇基” 的指导思想下，这次教育改革也带有浓厚的 军国主义和皇权主义色彩，并在明治维新后 的学校教育领域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3)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同样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同日本的教育近代化相比，中国教 育近代化的三个阶段更加明显。即1862年 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1895年至1898 年的戊戌变法时期，以及1901年至1912年 的清末新政时期。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一 是创办新式（洋务）学堂。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860年英法联军侵华以后，洋务派痛感外交、军事、生产技术人才缺乏， 认识到旧教育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必须依照西方教育兴办新式学校以培养洋务人才。这种新式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二是留学教育。经 过两次鸦片战争，洋务派认为必须熟悉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但是，只靠在国内兴建学堂是不够的，需要到外国学习考察: 1872年，容闳带领三十名幼童远渡重洋，迈 出了中国人大规模留学的第一步。但赴美留学仅进行了四期就告终止。1876年，李鸿章、沈葆祯又上书请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三是设立京师大学堂以为全国教育之表率，并 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四是兴办地方学堂。在积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维新变法期间又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 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 省会的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一律中西兼学。五是废除八股取士法，改革进而废除科举制度。六是 颁布学堂章程，制定学制系统。七是改革教 育行政机构，设立学部。八是厘定教育宗 旨，凸显“中体西用"之精神。 (4)中日教育发展差距的原因分析：总体来 看，虽然明治时期的教育近代化呈现出一个日益保守和反动的态势，但从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培养近代国家需要的专门人才这方 面讲，还是比较成功的。从19世纪60年代 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 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 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萨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中 国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严格地说还处于启动阶段。尽管20世纪最后20年，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基础极端薄弱，仍相当落后。日本领土只有中国的1/30左右. 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8左右，而在1920 年，其在校小学生人数为8 633 000人，中 国只有4 852 64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在校中学生为337 300人，中国是117740人，只相当于日本的1/3;日本 在校大学生为70 900人，中国为17 620人， 只相当于日本的1/4左右。中日两国几乎同 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 十年的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 面，两国的差距是惊人的，而这种差距的形 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领导者的素质差异。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均是体制内的旧官僚，他们很难说有多少近代眼光和超前意识，他们 仍然抱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不放。他们进行改革是很勉强的，是受外界压力的结果。这些领导者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 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孝忠清帝的人。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却是热情有 多余，而能力不足，他们明显缺乏治理一个大国的素养，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曰本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明治政府。 这个政府是在与幕府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 的，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其主要成 员大多是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的政治活 动经验；既对本国事务了如指掌，又能清楚地认清世界形势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我们如果把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对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对比，高低上下一清 二楚。 第二，经济基础不同。教育是投资大、 见效慢的长期工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国家财力、物力 的巨大支持，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是根本不 可能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经济发 展一直比较迅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 家财力得到加强，投资于近代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 对比日本1868年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 中国可谓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外有西方 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反清势力层出不穷 的威胁，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马关条约》和《辛 丑条约》的赔款加利息高达15亿两白银, 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付能力。经济落后影 响教育进步，教育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 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模仿对象的差异。日本新政权建 立后，就立即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学 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脱亚人欧” 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标。日本的教育体 制先后学习了法国、美国和德国，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学习 西方。清政府和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进步和可怕的实力，对曰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继续学习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 曰本可以直接从西文译书，中国人却经日文转译，日本青年直接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 中国人却以去日本留学为时髦，结果可想 而知。 第四，接受外来文化的差异。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 属于“非并存”型。在日本，一个人可以同 时信仰佛教与神道教而不受社会歧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 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